两宋时期是福州历史上刻书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伴随着宋代福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刻书事业也渐入佳境，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校勘之精和书籍流通之广，都是全国少有的，并一度成为全国的四大刻书中心之一[1]59，尤其是宗教经藏的出版驰名天下，是当时全国的宗教书籍刊刻中心。宋代福州的刻书事业在我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我国文化事业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两宋时期福州刻书业分析 1.以寺院刻书为特色。宋朝宗教大兴的现象，反映在雕版印刷事业上就是大量刻印单经、大藏。福州的寺院刻书多集中于闽县及附近地区，福州开元寺、东禅寺、涌泉寺等都刊印过众多宗教典籍。两宋时期福州刻书史上最负盛名的是《崇宁万寿大藏》《毗卢大藏》和《万寿道藏》三大藏经的刊刻，总卷数近两万卷，雕版超过40 万块，镌字达3.01 亿字以上[2]30。工程之大,卷轶之繁,都是前所未有的，能在同一个地方的两个寺院和一个道观中先后刊成工程浩大的两部佛藏和一部道藏，堪称书籍刻印史上的奇迹。充分显示了两宋时期福州地区刻印技术之发达和刻书力量之雄厚，建本也由此驰誉全国，并为此后福州乃至整个福建的图书出版事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2.刻书内容丰富。宋代福州刻书内容丰富，涉及各个领域。除刊印儒家经典等科举应试之书外，还遍刻宗教、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字书、韵书、子书、算书、类书和唐宋名家诗文集等，尤其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需求量大的实用之书，如农医书、杂书等，更是得到大量的刊刻。福州是宋代闽版医籍的出版中心。从官方到民间都非常重视医书雕印，不仅出版印数大，而且内容广泛，所刻《太平圣惠方》《增广校正和剂局方》《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十便良方》《南阳活人书》福建本等多为医学名著。所刻医书从中医基础理论，到方剂、本草，并涉及医学类书、内外、妇、儿、针灸、骨伤等临床各科。大量医籍的刊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代医学活动的状况和所达到的学术水平，不仅推动了当时医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医药知识的普及,为民众的防病治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刻书体系完备。宋代福州地区的刻书机构众多。主要包括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司、安抚司等各路使司刻书，州、军、府、县等各级政府刻书，各地公使库刻书，郡庠、学宫、州学、县学、书院等各级官学刻书，此外，私家宅塾、祠堂等，莫不刻书。总体而言，基本形成了官刻、私刻两大刻书系统。两大刻书系统之间互相影响，交互分布，互相补充，共同促进宋代福州刻书事业的繁荣。雕印组织严密、完备。刊刻大藏经的寺院都设有专门的刊经机构，如东禅寺为开雕《崇宁万寿大藏》，设立专门的刻经局——“东禅经局”，由请主、证会、都劝首、同劝缘、都句当藏主僧、都句当经板僧、句当僧及都句当僧、详对经人、刻工、印工等人员组成。为开雕《毗卢大藏》，以福州名士蔡俊臣、陈靖等25 人为都会，开元寺历代住持本明、净慧大师法超、宗鉴大师元忠等为证会，设立专门的刻经机构——“开元经局”，除了上述都会、证会外，还有劝缘沙门、管勾沙门、经头僧、管经局、仟证等，集众多刻工、印工在经局内雕印典籍。 二、两宋时期福州刻书业兴盛原因 1.社会环境稳定宽松。首先，是宋代大环境决定的。宋代统治者禀承“崇文抑武”和“以文致治”的政策，在文治制度的倡行之下，大力提倡图书出版，出版政策相对宽松，刻书业逐渐兴起并得到发展，这是刻书业兴盛的最主要原因。宋代福州地区“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3]2210，也为刻书业的兴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福州地处东南区域，远离中原战事的漩涡，有一个相对较为安定的环境，从而成为北方移民避难的“世外桃源”，大规模的移民南迁，为福州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极大地促进了福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稳定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刻书业也随之迅速崛起并得到高度发展。 2.造纸业发达。发达的造纸业为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福建山林众多，且地处湿润的亚热带气候,竹木资源丰富，刻书所需原料可以就地取材，造纸成本低、周期短、获利快，福建各地均开槽造纸，当时生产的手工竹纸已在全国闻名，这些发展图书刻印事业的优越物质条件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宋代福建是著名产纸区。仅福州之属县，古田、宁德、罗源产竹纸，连江西乡产楮纸，侯官赤岸产薄藤纸，永福产厚藤纸。此外，福建的其他地区如建宁府、延平府、漳州府、邵武府、汀州府均是产纸区。造纸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福州刻书业的发展，丰富的物产资源也极大地降低了当地刻书的成本，当时福州的书价只相当于江南书价的一半，吸引着各地的书商纷纷前来刻书。 3.佛教空前发展。宋代，福州地区佛教发展盛况空前，有“人间之佛国”之称[4]4051，其寺院之多、僧侣之众、刻经事业之发达，都在全国名列前茅。福州寺院数量惊人，仅福州城内的闽山、九仙山、越王山上“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至庆历中（1041—1048），福州十二县已有寺庙1625 座，居全国之冠[5]583。僧侣人数更是惊人，福州地狭民稠的状况使人地关系极度紧张，许多人将出家为僧当做一种谋生之路，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福州开元寺一次剃度僧人达3948 人；南宋建炎四年（1130），福州景星尼院“新尼受戒到三百九十八人”；绍兴元年（1131），开元寺与天宁寺两次度僧共达1298 人[6]587。乃至游人感叹福州“山路逢人半是僧”[7]4046。宋代福州寺院资产雄厚。寺院占有大量的田产，当时福州民田为8.2 万顷，僧田为1.58 万顷，僧田的实际占有量为民田的五分之一，民田一项要养活7 人，僧田一顷只要供养两位僧人[8]129。繁荣发展的寺院经济为寺院刊刻宗教典籍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福州在不到百年时间，共镂刻两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总卷数达近2万卷，其刻经总卷数比已知的福建在宋朝310 余年间所刻其他诸书的总卷数还多一倍。 三、两宋时期福州刻书业的深远影响 1.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宋代福州刻书业的普及，使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书籍出版的平民化，扩大了书籍的传播范围，广大平民有书可读,教育也由此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凡乡里，各有书社。……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间有年四五十不以老为耻。”[9]782读书蔚然成风，“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10]783就是宋代福州教育普及、学风浓厚的真实写照。“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11]108，至南宋时期，福州已成为教育发达地区。教育的发展和提高，增强了福州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竞争力，科举录取的名额也空前增多。北宋元祐五年（1090）福州举士达3000 人，“乡举之众，天下莫比，亦闽中昔日之所未有也。”[12]110南宋时期福建的4525 名进士中，福州占据2249 名[13]303。更有甚者，乾道年间，福州人萧国梁、郑侨、黄定囊括了1166、1169、1172 年三科状元,为历代所罕见。宋代福州地区教育事业的发达，为福州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培育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2.为出版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数以千卷计的大型类书的刻印，从选题、编辑、设计、印制到流通，形成了我国书籍出版的完整格局, 为后代的出版业奠定了基础。如《崇宁万寿大藏》是大藏经的装订形式从卷轴装改为经折装的滥觞，此后的《毗卢大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及《普宁藏》等十个版本的大藏经，皆遵循《崇宁万寿大藏》的经折装版式；《崇宁万寿大藏》还简化了《开元释教录》的编目方式，改变了入藏经籍编目次第，对以后各版藏经的编目方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福州万寿观开雕的《万寿道藏》则是我国第一部版印的道教总集，成为元、明《道藏》的祖本和蓝本，对后世道家典籍的传承影响深远。宋代福州大规模的出版活动，培养了大批经验丰富、技艺娴熟的版印专门人才。福州佛道三藏的刻印规模巨大，吸引了杭州刻印名工丁宥、王文、孙生、牛实等人前来，形成强大的刻书队伍。三藏的刊刻前后持续七十余年，刻工被长期雇用，在稳定的、有保障的生活工作环境中，闽浙两地刻工通力合作与交流，共同促进了雕印技术水平的提高，形成了福州刻本的独特风格，影响了省内外的刻书风格，并为此后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促进了文化的对外交流。福州众多的水路交通线有利于海内外的交流。福州地处东南沿海，交通便利，是重要的港口，是福建乃至整个东南地区中颇为核心的地带，至宋代已是“潮回画辑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的繁华都会，对外交流非常活跃。闽版书籍的输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闽版书籍主要是通过“贡赐”、中国僧人带去、日本僧人在华购买及中国商人直接前往国外进行书籍销售等方式，流传到日本、高丽、越南等国，输出的书籍种类丰富，主要有佛教典籍、儒家经书、医药书、宋朝所编类书等。如乾道三年（1167）日僧重源来福州，带回东禅寺《崇宁万寿大藏》；嘉定十年（1214）日僧净业来福州，带回开元寺《毗卢大藏》[14]196；此外，《太平圣惠方》《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等不少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闽版医书也纷纷传播到海外。闽版典籍的对外流通，扩大了书籍的幅射范围，促进了宋代先进文明与技术的播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开发和科技进步。 [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9. [2]谢水顺.福建古代刻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0. [3]脱脱.宋史.卷八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10. [4][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八[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4051,4046. [5][6]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三[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583,587. [8]徐晓望.福建思想文化史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1996:129. [9][10]梁克家.三山志.卷四十[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782,783. [11]周銮书，等.江西古文精华丛书·碑记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108. [12]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七[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110. [13]金雷磊.论宋代出版的大众化转向——以福建建阳为例[J].华中学术,2015（11）:303. [14]林应麟.福建书业史[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196. 两宋时期是福州历史上刻书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伴随着宋代福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刻书事业也渐入佳境，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校勘之精和书籍流通之广，都是全国少有的，并一度成为全国的四大刻书中心之一[1]59，尤其是宗教经藏的出版驰名天下，是当时全国的宗教书籍刊刻中心。宋代福州的刻书事业在我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我国文化事业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两宋时期福州刻书业分析1.以寺院刻书为特色。宋朝宗教大兴的现象，反映在雕版印刷事业上就是大量刻印单经、大藏。福州的寺院刻书多集中于闽县及附近地区，福州开元寺、东禅寺、涌泉寺等都刊印过众多宗教典籍。两宋时期福州刻书史上最负盛名的是《崇宁万寿大藏》《毗卢大藏》和《万寿道藏》三大藏经的刊刻，总卷数近两万卷，雕版超过40 万块，镌字达3.01 亿字以上[2]30。工程之大,卷轶之繁,都是前所未有的，能在同一个地方的两个寺院和一个道观中先后刊成工程浩大的两部佛藏和一部道藏，堪称书籍刻印史上的奇迹。充分显示了两宋时期福州地区刻印技术之发达和刻书力量之雄厚，建本也由此驰誉全国，并为此后福州乃至整个福建的图书出版事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2.刻书内容丰富。宋代福州刻书内容丰富，涉及各个领域。除刊印儒家经典等科举应试之书外，还遍刻宗教、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字书、韵书、子书、算书、类书和唐宋名家诗文集等，尤其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需求量大的实用之书，如农医书、杂书等，更是得到大量的刊刻。福州是宋代闽版医籍的出版中心。从官方到民间都非常重视医书雕印，不仅出版印数大，而且内容广泛，所刻《太平圣惠方》《增广校正和剂局方》《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十便良方》《南阳活人书》福建本等多为医学名著。所刻医书从中医基础理论，到方剂、本草，并涉及医学类书、内外、妇、儿、针灸、骨伤等临床各科。大量医籍的刊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代医学活动的状况和所达到的学术水平，不仅推动了当时医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医药知识的普及,为民众的防病治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刻书体系完备。宋代福州地区的刻书机构众多。主要包括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司、安抚司等各路使司刻书，州、军、府、县等各级政府刻书，各地公使库刻书，郡庠、学宫、州学、县学、书院等各级官学刻书，此外，私家宅塾、祠堂等，莫不刻书。总体而言，基本形成了官刻、私刻两大刻书系统。两大刻书系统之间互相影响，交互分布，互相补充，共同促进宋代福州刻书事业的繁荣。雕印组织严密、完备。刊刻大藏经的寺院都设有专门的刊经机构，如东禅寺为开雕《崇宁万寿大藏》，设立专门的刻经局——“东禅经局”，由请主、证会、都劝首、同劝缘、都句当藏主僧、都句当经板僧、句当僧及都句当僧、详对经人、刻工、印工等人员组成。为开雕《毗卢大藏》，以福州名士蔡俊臣、陈靖等25 人为都会，开元寺历代住持本明、净慧大师法超、宗鉴大师元忠等为证会，设立专门的刻经机构——“开元经局”，除了上述都会、证会外，还有劝缘沙门、管勾沙门、经头僧、管经局、仟证等，集众多刻工、印工在经局内雕印典籍。二、两宋时期福州刻书业兴盛原因1.社会环境稳定宽松。首先，是宋代大环境决定的。宋代统治者禀承“崇文抑武”和“以文致治”的政策，在文治制度的倡行之下，大力提倡图书出版，出版政策相对宽松，刻书业逐渐兴起并得到发展，这是刻书业兴盛的最主要原因。宋代福州地区“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3]2210，也为刻书业的兴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福州地处东南区域，远离中原战事的漩涡，有一个相对较为安定的环境，从而成为北方移民避难的“世外桃源”，大规模的移民南迁，为福州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极大地促进了福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稳定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刻书业也随之迅速崛起并得到高度发展。2.造纸业发达。发达的造纸业为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福建山林众多，且地处湿润的亚热带气候,竹木资源丰富，刻书所需原料可以就地取材，造纸成本低、周期短、获利快，福建各地均开槽造纸，当时生产的手工竹纸已在全国闻名，这些发展图书刻印事业的优越物质条件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宋代福建是著名产纸区。仅福州之属县，古田、宁德、罗源产竹纸，连江西乡产楮纸，侯官赤岸产薄藤纸，永福产厚藤纸。此外，福建的其他地区如建宁府、延平府、漳州府、邵武府、汀州府均是产纸区。造纸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福州刻书业的发展，丰富的物产资源也极大地降低了当地刻书的成本，当时福州的书价只相当于江南书价的一半，吸引着各地的书商纷纷前来刻书。3.佛教空前发展。宋代，福州地区佛教发展盛况空前，有“人间之佛国”之称[4]4051，其寺院之多、僧侣之众、刻经事业之发达，都在全国名列前茅。福州寺院数量惊人，仅福州城内的闽山、九仙山、越王山上“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至庆历中（1041—1048），福州十二县已有寺庙1625 座，居全国之冠[5]583。僧侣人数更是惊人，福州地狭民稠的状况使人地关系极度紧张，许多人将出家为僧当做一种谋生之路，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福州开元寺一次剃度僧人达3948 人；南宋建炎四年（1130），福州景星尼院“新尼受戒到三百九十八人”；绍兴元年（1131），开元寺与天宁寺两次度僧共达1298 人[6]587。乃至游人感叹福州“山路逢人半是僧”[7]4046。宋代福州寺院资产雄厚。寺院占有大量的田产，当时福州民田为8.2 万顷，僧田为1.58 万顷，僧田的实际占有量为民田的五分之一，民田一项要养活7 人，僧田一顷只要供养两位僧人[8]129。繁荣发展的寺院经济为寺院刊刻宗教典籍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福州在不到百年时间，共镂刻两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总卷数达近2万卷，其刻经总卷数比已知的福建在宋朝310 余年间所刻其他诸书的总卷数还多一倍。三、两宋时期福州刻书业的深远影响1.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宋代福州刻书业的普及，使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书籍出版的平民化，扩大了书籍的传播范围，广大平民有书可读,教育也由此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凡乡里，各有书社。……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间有年四五十不以老为耻。”[9]782读书蔚然成风，“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10]783就是宋代福州教育普及、学风浓厚的真实写照。“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11]108，至南宋时期，福州已成为教育发达地区。教育的发展和提高，增强了福州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竞争力，科举录取的名额也空前增多。北宋元祐五年（1090）福州举士达3000 人，“乡举之众，天下莫比，亦闽中昔日之所未有也。”[12]110南宋时期福建的4525 名进士中，福州占据2249 名[13]303。更有甚者，乾道年间，福州人萧国梁、郑侨、黄定囊括了1166、1169、1172 年三科状元,为历代所罕见。宋代福州地区教育事业的发达，为福州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培育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2.为出版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数以千卷计的大型类书的刻印，从选题、编辑、设计、印制到流通，形成了我国书籍出版的完整格局, 为后代的出版业奠定了基础。如《崇宁万寿大藏》是大藏经的装订形式从卷轴装改为经折装的滥觞，此后的《毗卢大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及《普宁藏》等十个版本的大藏经，皆遵循《崇宁万寿大藏》的经折装版式；《崇宁万寿大藏》还简化了《开元释教录》的编目方式，改变了入藏经籍编目次第，对以后各版藏经的编目方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福州万寿观开雕的《万寿道藏》则是我国第一部版印的道教总集，成为元、明《道藏》的祖本和蓝本，对后世道家典籍的传承影响深远。宋代福州大规模的出版活动，培养了大批经验丰富、技艺娴熟的版印专门人才。福州佛道三藏的刻印规模巨大，吸引了杭州刻印名工丁宥、王文、孙生、牛实等人前来，形成强大的刻书队伍。三藏的刊刻前后持续七十余年，刻工被长期雇用，在稳定的、有保障的生活工作环境中，闽浙两地刻工通力合作与交流，共同促进了雕印技术水平的提高，形成了福州刻本的独特风格，影响了省内外的刻书风格，并为此后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促进了文化的对外交流。福州众多的水路交通线有利于海内外的交流。福州地处东南沿海，交通便利，是重要的港口，是福建乃至整个东南地区中颇为核心的地带，至宋代已是“潮回画辑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的繁华都会，对外交流非常活跃。闽版书籍的输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闽版书籍主要是通过“贡赐”、中国僧人带去、日本僧人在华购买及中国商人直接前往国外进行书籍销售等方式，流传到日本、高丽、越南等国，输出的书籍种类丰富，主要有佛教典籍、儒家经书、医药书、宋朝所编类书等。如乾道三年（1167）日僧重源来福州，带回东禅寺《崇宁万寿大藏》；嘉定十年（1214）日僧净业来福州，带回开元寺《毗卢大藏》[14]196；此外，《太平圣惠方》《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等不少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闽版医书也纷纷传播到海外。闽版典籍的对外流通，扩大了书籍的幅射范围，促进了宋代先进文明与技术的播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开发和科技进步。参考文献[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9.[2]谢水顺.福建古代刻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0.[3]脱脱.宋史.卷八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10.[4][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八[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4051,4046.[5][6]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三[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583,587.[8]徐晓望.福建思想文化史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1996:129.[9][10]梁克家.三山志.卷四十[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782,783.[11]周銮书，等.江西古文精华丛书·碑记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108.[12]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七[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110.[13]金雷磊.论宋代出版的大众化转向——以福建建阳为例[J].华中学术,2015（11）:303.[14]林应麟.福建书业史[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196.

文章来源：福州党校学报 网址: http://fuzhoudangxiaoxuebao.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17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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